原题：教育局要改掉官僚作风

　　一直以来，教育局都没有一套长远的教育政策，忽视教育是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官员作风官僚的形象，早已深入我们教育界同工的心里。

　　二零零一年内地来港的学童减少，同时香港出生率下降。但香港政府却错误估计人口增长，大量兴建千禧新校，当时政府官员不单没有承认自己的问题，为了将责任推卸到学校及教师的身上，二零零二年教统局颁布《统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学》文件，把收生不足的学校，标签为教育成效不彰。最后，那些学校只可走上缩班及裁减“超额教师”，甚至走上被“杀校”的不归路。我也成了“超额教师”，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学校聘用，见工过程中，却因为被标签为教育成效有问题，才沦为“超额教师”的评语。

　　杀校过激拒承认

　　更悲哀的是那些莘莘学子，唯有无奈地选择转校，与多年的同窗分别，或者只能眼巴巴看着母校班级每年递减而最终消失，当时这种风声鹤唳的情景到如今历历在目，有很多学校就在这情况下被“杀掉”了。特别严重的收生不足学校以北区为主，由本来四十所减至余下二十八间。近年因为港深两地跨境学童不断上升，北区小学学位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教育局官员当然不会自我反省向社会承认当初杀校过激的事实，只是事情发展至今很多问题呈现出来，北区小学学位不足，就将部分居住在上水及粉岭的学童，派往距离居住较远地区上学，即使有部分家长感到十分不满，也只是无可奈何去接受。

　　另一方面，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事件中，国教科委员会主席胡红玉指国教科政策已修订，改由校方自决，亦不必独立成科，更建议毋须按官方的课程指引，目前“课程指引失效”，她不断强调校方可沿用现行课程，或开发新的课程，也可自行更改有关科目名称，不必名为“国民教育”等等。现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也表示国教科可由学校决定教学的模式，又认为教学是老师和学生互动过程，学生可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曾任教育署署长的现任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亦表示应将课程交由学校教师自决等等。

　　官员言行令人失望

　　如果那些官员真的尊重学校和教师的专业，为什么当年正值“杀校”潮时，从没有官员表示学校可以自行选择或弹性推行小班教学？使学校、家长及学生可以有喘息的机会。甚至在教改下，学校要面对接踵而来的外评报告，教师除了教学外，还日以继夜写报告及准备考“评核试”等等，即使当时有教师感到身心俱疲而自杀，只换来教育官员一句：“个别例子！”有关教育官员很多的言行都令人失望，如果学校及教师可以一切自决，是否不是撤科而是撤局？

　　现在反国教科来势汹汹，请教育官员认真面对以下的问题：

　　一，现在小学常识科，有六个学习范畴组织课程内容，其中一个是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常识科的课程内容颇多，局方是否应将现有小学常识科的国民教育课程内容抽出来并考虑增加中国历史科？

　　二，对开展国教科的派出五十三万津贴，有天主教区学校表示不会用这笔津贴，更有学校不知如何运用，如果一间学校五十三万津贴，全港超过六百五十间小学，合共政府白白浪费超过三千余万公帑。其实政府应先收回津贴，等一切定案后，或开设中国历史或加插国民教育知识到其他科目等等，才指示学校如何运用五十三万津贴，而不是还未有定论时就交由学校自行处理，这种简直是本末倒置的处事态度。

　　每个国家地方都有国民教育，也不能一句学校自决，问题就可以解决，现在国教科委员会避而不谈国教科，更说梁特首承诺在任内不修改国教科政策。身为土生土长的港女，绝对不能再忍受官员为“保住饭碗”就牺牲我们的教育，特首梁振英曾引用觉光法师指“做大众嘅事，总会有人说你，不用害怕，只要行的是正道便好”，希望他和他的团队都能行正道，这才真正是港人的公仆，也是我们香港之福。

　　(教育工作者小雪)